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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解面对面

全球出生率快速下滑，人口“冬天”即将到来？_我的网站

痞子英雄

A | 高市早苗8月15日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在出席“全国战殁者追悼仪式”前进行“遥拜”。致辞中，她只字未提日本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没有道歉，还把此前首相使用的“不重演战争惨祸”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这个改动幅度极小，但责任主体被模糊了。日本国内媒体和网民随即批评声四起。

5月13日，据媒体报道，世界人口正在走向关键拐点，即全球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的生育子女数量）将跌破维持人口平衡的水平，并且这可能已经发生了。就在同一周，宫城县宣布将于2026年度关闭位于大连的办事处，理由表述为业务调整和成本问题。

B |

根据联合国的统计数据，2017年的全球总和生育率为2.5，当时联合国认为它将在2020年代后期降至2.4。

C | 高市在投降日说了什么日本首相在8月15日致辞，是有固定政治含义的场合。过去的首相大多沿用克制措辞，承认战争责任，承诺不再重演。高市这次做了两件事。然而，到2021年，它已经下降到2.3，接近人口学家认为的全球替代水平2.2左右。第一件，供奉祭祀费和遥拜靖国神社。第二件，在致辞中删除对侵略战争和殖民统治的直接表述，替换为模糊的责任主体措辞。

虽然联合国尚未公布2022年和2023年的预估生育率，但据报道，宾夕法尼亚大学专门研究人口的经济学教授Jesús Fernández-Villaverde，通过将联合国先前的预测与这两年大约覆盖全球一半人口的实际数据相结合，得出了他自己的估计。他表示，全球生育率去年已经下降到2.1到2.2之间，这将是人类历史上首次低于全球替代水平。 “不重演战争惨祸”和“不让战争惨祸重演”，乍看接近。

Fernández-Villaverde也因此发出警告：“人口寒冬即将来临。前者的默认主体是日本，日本作为战争发动方，承担不重演的责任。”

报道称，在发达国家，生育率在1970年代就已经低于替代水平，并在新冠疫情期间进一步下降。后者省略了主体，谁不让重演，没有明确指向。日本国内有声音直接指出这是刻意处理，用来回避对战争的反思。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也在下降，印度去年超越中国成为人口最多的国家，但其生育率也已经低于替代水平。高市还在致辞末尾说，日本要成为印度-太平洋地区闪耀的灯塔。

此外，Fernández-Villaverde还发现，各国出生登记处报告的出生数通常比联合国预测的少10%到20%。

例如，美国去年报告的的新生儿数量为359万，比联合国预测的少4%。在其他一些国家，出生人数的下降幅度更大：埃及去年报告的新生儿数量减少了17%；肯尼亚在2022年报告的新生儿数量减少了18%。

值得一提的是，2017年的时候，世界人口为76亿，当时联合国预测世界人口将继续增长到2100年，届时将达到112亿的顶峰。然而到了2022年，联合国下调了预测，并将其峰值提前到2080年代的104亿。这也可能已经过时了。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现在认为，世界人口将在2061年达到峰值约95亿后开始下降。灯塔这个词本身带有强烈的价值输出意味。放在战败纪念日这个特定场景，等于把日本定位成区域的道德和秩序引领者，而日本恰恰是那个尚未完成历史责任清算的国家。这种叙事错位，是中方一直警告的“历史修正主义”最直接的表现形式。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在8月15日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这已经是连续第7年。高市以总裁名义供奉祭祀费，相当于在政党层面为参拜行为背书。日本政府在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下依然保持拜鬼，说明历史问题已经从“个别政客行为”固化为“执政团队共识”。

许多政府领导人都认为低生育是一个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他们担心劳动力萎缩、经济增长放缓、养老金资金不足，以及孩子越来越少会造成社会活力下降。

D | 同时，人口减少也意味着全球影响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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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各国政府出台了很多鼓励生育的政策，而这其中最突出的当属日本。高市把历史修正从个人立场升级为政府姿态，这一步跨过去之后，中韩等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任何外交交涉，都会被东京视为“干涉内政”。历史问题失去了对话窗口，剩下的对抗通道只有军事和安全。

早在1990年代初期，日本生育率下降到1.5后，政府推出了一系列计划，包括育儿假和补贴托儿所费用。防卫省8月18日公布的计划，2027财年新设三个局：防卫基盘局、国际政策局、设施政策局。

F | 但生育率仍在下降。

2005年，日本任命了首位负责性别平等和出生率的大臣Kuniko Inoguchi。

G | 她宣称，生育的主要障碍是金钱：人们负担不起结婚或生孩子。随后，日本实行免费住院产妇护理制度，并推出儿童出生津贴。日本防卫省过去调整机构，通常会同时裁撤或合并原有部门，保持总规模稳定。这次只增不减，属于纯粹的规模扩张，在日本防卫行政历史上罕见。三个新局各有指向，防卫基盘局负责装备采购、产业基础和设施整备。国际政策局专门处理对外军事合作。日本生育率因此从2005年的1.26上升到2015年的1.45。设施政策局统管基地和基础设施。但随后又开始下降，到2022年又回到1.26。

今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又推出了一项鼓励生育的计划，该计划每月向所有18岁以下的孩子发放津贴，并为有三名孩子的家庭提供免费大学教育以及全额带薪育儿假。三个部门合起来，覆盖了从国内防卫产业到海外军事合作再到基地建设管理的完整链。

韩国总统尹锡悦5月9日表示，他打算成立一个新的部级单位来解决该国的低生育率问题。等于把过去分散在各省厅和局部的功能，集中到防卫省内部，形成一套自我循环的军事行政体系。国际政策局很有意思，过去日本的对外防务合作分散在外务省和防卫省之间，外务省在政治和外交框架内处理安全事务。现在防卫省要设专职部门负责国际政策，意味着对外军事合作不再需要经过外交系统的过渡性安排，防卫省可以直接参与并主导与他国的防务协调。

H | 这个变化在行政层面把“对外军事合作”变成了常态职能，日本的“专守防卫”原则在制度上被进一步架空。更关键的是这种扩张的不可逆性，新设机构一旦运转起来，就会形成固定编制、预算和部门利益。即使政权更迭，继任者要裁撤这些部门也要付出巨大政治成本。

I | 高市政府把这个扩张动作放在2027财年计划里，等于提前锁定了一届政府任内无法逆转的军事行政格局。日本正在把再军事化从政策层面固化到行政架构层面。机构一旦建立，人员一旦到位，预算一旦编列，任何政党轮替都很难把时钟拨回去。高市24日在社交媒体上介绍防卫省和自卫队重组政策，包括航空自卫队改组为“航空宇宙自卫队”、成立宇宙作战集团、冲绳驻军从旅团级提升为师团级。官方数据显示，尽管韩国已投入数十亿美元鼓励女性多生孩子、保持人口稳定，但去年韩国的出生人口还是降至历史最低水平。

匈牙利总理Viktor Orban推动了欧洲最雄心勃勃的促进生育计划之一。这些内容在中国媒体上常被拿来证明日本扩军野心，但日本国内的反应同样值得关注。日本网民的评论集中在几个方向：民生优先于军事、冲绳再次被当作前沿阵地、高市应该先处理好国内事务。

J | 去年，他扩大了一项针对母亲的税收优惠政策，使30岁以下生育孩子的女性可以终身免缴个人所得税。有评论直接说“难道不能先改善民众生活，再把钱花在军事上”，还有人说“我们正在变成贫穷弱小的国家”。这些声音出现在高市本人的社交媒体下方，说明反对情绪不限于左翼团体，已经渗透到普通民众层面。冲绳的反应更具体，今年6月高市在冲绳出席活动时被当地民众当面怒呛，要求守护宪法第九条，向冲绳战役死难者道歉。这还不包括住房和儿童护理补贴以及慷慨的产假。冲绳社会对日本政府加强西南诸岛军事部署的抵触由来已久，高市把驻军从旅团升级为师团，直接加剧了当地的不安。

在美国，尽管州和联邦立法者已推动扩大儿童护理补贴和育儿假，但他们通常没有将提高出生率作为明确目标。不过，一些共和党人正在朝这个方向倾斜。内阁支持率下滑是另一个指标，日本国内多次出现反对高市军事扩张的集会，这在自民党执政周期内不多见。日本社会对再军事化的接受度，远没有高市在“灯塔论”里表现得那么一致。去年，特朗普表示他支持发放“婴儿奖金”以支持美国出生率，并且共和党亚利桑那州参议院候选人Kari Lake最近也支持了这个想法。问题在于，日本现行政治结构下，民意对军事政策的约束力有限。自民党在众议院掌握稳定多数，修宪门槛在国会层面已经接近。真正的关口在国民投票，但高市正在通过制造“周边威胁”叙事来影响投票环境。她在不断强化安全威胁的紧迫感，让选民在恐惧中接受军事扩张的既成事实。

K | 日本国内反对高市的声音真实存在，但尚未形成足以阻断军事扩张的政治力量。

。民意反弹集中在民生和冲绳议题上，缺乏对再军事化整体路线的正面挑战。宫城县大连办事处关闭，外界猜测理由包括福岛核事故后的食品进口限制、日元贬值推高运营成本、2016年以来无新增企业进驻。

L | 从商业角度看，这些理由成立。一个运营二十年的地方经贸窗口，在贸易环境变化后做出调整，属于正常的地方行政决策。但这个时间点的选择，让这件事很难被单纯看作商业行为。

M | 高市政府正在系统性地调整对华关系的政策框架。

N | 历史问题上倒退，安全政策上扩军，经贸交流上收缩。三件事，宫城县关闭大连办事处很难不让人把它放进更大的背景里观察。宫城县在中国有特殊文化联系，仙台是鲁迅留学之地，藤野先生的故事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宫城县大连办事处的关闭，意味着这种地方层面的文化经贸纽带在萎缩。中国东北地区和日本东北地方之间的交流，正在从制度化的常设机制退回到零散的非定期接触。需要指出的是，宫城县的决策属于地方自治行为，不能完全等同于高市政府的对华政策。但日本地方自治体在对外交流上的收缩，通常受到几个因素的共同作用：高市政府在外交和安全上的导向、地方财政的压力、本地区产业界对华业务的实际需求变化。高市政府在对华关系上的整体姿态，构成了地方决策的外部环境。大连办事处的关闭，是日本对华地方交流萎缩的一个切面。它本身经济分量有限，但放在高市政府历史修正和军事扩张的背景下，传递出的信息是日本正在从社会层面减少与中国的接触面。中方对日本的警惕，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历史认知和军事扩张。这两个问题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中日关系中反复出现，但高市早苗把它们推到了新的阶段。历史问题上，高市把“个人信念”变成了“国家仪式”。她在投降日的致辞、供奉、遥拜，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政治表达。这套表达没有给日本留下任何向邻国释放善意的余地。中方的回应一直很明确：历史问题不是日本的内政问题，涉及对侵略战争的定性，涉及对受害国人民的交代。

o | 军事扩张上，高市的速度超出预期。初始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提前两年达到GDP的2%。首次在国内部署远程导弹，首次试射战斧巡航导弹，允许出口杀伤性武器，情报局投入运作。

p | 每一项单独拿出来都可以用“防御”来解释，但合在一起，指向的是一个拒绝被宪法第九条约束的日本。中方过去常说，要警惕日本军国主义复活。这个判断很长时间里被一些人认为过度警惕。高市上台后的一系列动作，让这个判断从警告变成了现实关切。日本防卫省新设三个局的消息，中方媒体和学界高度关注，是因为中方清楚日本行政架构扩张的不可逆性。

q | 中方的关切是：日本正在把对华对抗从政策选择变成制度安排。

r | 历史修正为军事扩张提供合法性，军事扩张为对华强硬提供能力支撑，对华收缩反过来强化国内对抗共识。这个循环一旦闭合，中日关系的改善窗口就会基本关闭。日本接下来的动向已经没有悬念，防卫省扩编会继续推进，历史问题上的姿态不会软化，对华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会继续累积。

s | 中方的应对空间，取决于是否愿意用实际的反制措施让日本感受到成本，以及能否在地区层面构建足够强大的牵制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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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shed on:14:14: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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